【资江文化】李国基专栏|消失的益阳老城散記(二)

消失的益阳老城散記
文/李国基
益阳老城是依靠水运和水系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城市,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但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规模兴建,以水运为交通”霸主”地位从顶峰上跌落下耒,以致完全退出了历史午台,益阳老城亦随之而衰落以致完全消失。但是,益阳老城她那历史上的辉煌与荣耀,不能随着老城的消失而消失,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独特性、功效性、历史性的陈年往事,应把它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了解过去,开创末来。
东门口“三庐”
当今这个时代,公寓式住房占了主导地位,具有普遍性,是极大多数;另外,还有少量别墅式住房,主要是连排别墅。但解放前在住房上,更是名目繁多,风格多样,而且等级森严。高档住房叫”园”,就是花园别墅,如苏州的拙政园,上海的豫园,重庆的梅园,长沙的蓉园。这都是高官政要、大富豪居住的豪宅,益阳老城没有”园”。中档一点的住房叫”馆”,但在益阳老城”馆”还是有不少的,如什么彭公舘、田公舘、刘公舘等,最少有二十多处。在益阳”公舘”就要祘高档住宅了。还有郭家大屋、王家大屋、李家大屋等十多处,与公舘规模、风格大同小异,同属一个等级。住”館”的大都是较为富有的人家,其他人只能”望房兴叹”了。再其次是”寓”,即就是公寓,”寓”其中也有40一60平方的大”寓”,但小寓者居多,大多数”寓”只有20多平方,居住的大都是收入不高的人。还有不少人住的房子只有10多平方,这就接近是贫民窟了。公寓与现在的公寓名称相同,但規模是现在的公窝大得多,过去的小得多,只住几户人家。
更为罕見的是,益阳老城东门口还有三栋住房叫做”庐”。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宅第称謂。何谓之”庐”?经查汉语辞典解释,即简陋之房舍也,也就是说,最简陋的住房。过去很少听说过,只是看”三国演义”中,有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蒋介石热天在江西庐山避暑时,住的则是”美庐”。但”美庐”并不简陋,国家元首避署官邸,其豪华程度不言而喻。在益阳老城东门口”三庐”的豪华,与”美庐”相比,当然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也并不简陋,也要祘益阳的高档住宅了。庐的简陋可能是过去的一种”谦称”而已。
“三庐”己不复存在,故发与”三庐”门墙相似的东门口”易宅”照片。彭海仁提供
从五十年代初起,我在东门口住了近三十年,只隔东门口”三庐”百多米之遥,常与三庐擦肩而过,但很少进庐”观赏”。仅此一、二次,到此”一遊”,大概在二十年前,我代表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去桐庐看望她的几位”恩師”,从而加深了对三庐的印象。这三庐分别叫”桐庐”、”庆余庐”、”庸庐”,与市三中毗邻,可由姚家巷子进出,亦可从三中大门右侧往东方向进出。该三庐均始建于民国初期,迄今己有近一百年历史,与公舘建筑风格一摸一样,也是直排式、多进式。
先说”桐庐”,一进门就能一眼看見,上墙端正而公整的写上了”桐庐”二字。该庐建筑風格也是傳统的磚墙结构,建筑面积约500多平方,两进两层,有天井,大小房间共二十多间,屋后还有一口点缀風景的小水塘。为何叫桐庐?不得而知?只是心中的怀疑,浙江也有一个桐庐县,其建房主人是否是一个淅江桐庐人氏?现在既找不到了解情况的人,更找不到房主人的后人,因此难以求证。
再说”余庆庐”,进门之处墙上,也看見有”余庆庐”极为酲目的三个字,也是两进,有天井,约400多平方。但前面的院子,比后面的院子宽大一些,房子透光明亮,格外雅致。据说庐主是叫王庆余,他的侄儿王绍甫是东门口”利人洪”南货店的大股东,而该店又是南货业中的佼佼者,龙头”老大”也。
后说”庸庐”,进门时”庸庐”二字也十分显目,不过外面看上去,稍矮一点,也是两进,两个天井,建筑面积也是400多平方,其楼梯栏杆倒有一点欧美建筑风格。”庐”主是何许人也?亦无法考证。
“三庐”与市三中毗邻,这是三中老大门
这三栋以”庐”称谓的住房,在益阳老城十分少見,且意蕴很深,文化底蕴很浓,古朴典雅。而今,这”三庐”主人,虽不能完全肯定都是书宦之家,但他们自己至少也读过一点书的人,大有文人雅士之遗風,故取此雅名也!
三大改造之后,这三处私庐,成了城市居民安身立业的好住宅,其中”桐庐”,先成了市三中的校办工厂,后又改成教師宿舍,住了七、八个老師,不少老師都终老在此庐。还有”余庆庐””庸庐”则成了纯居民的住宅。又经过近百年的風雨侵袭,年久失修,現在这三”庐”的板壁大梁早已腐朽,已成了危房。住在里面的居民已安全撤离,全部搬走。但”庐”的外墙麻石界碑犹存,依稀可见。让人感叹的是,三庐她们往日的那种优雅的”庐”文化已荡然无存,留下的仅是残垣断壁和摇摇欲坠的凄凉景象。
“山陕会舘”的价值
“山陕会舘”的发現和证实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看。”山陕会舘”就建在大码头上首,正面朝南,面对正街,西邻太和瓷器店,东邻賽楚南酒家。尤其让人震撼的是,会舘规模极其宏大,是益阳会舘之”最”。它一个厅堂接着一个厅堂;一个天井接着一个天井,会館共七进,直抵后面頻池街,共约一千八百多平方,价值四万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二千多万。
会馆規模之大,折射了它的价值之大,意义之大。所以,关键是要进一步考证它对益阳经济产生了多大影响?对益阳的商贸繁荣和“銀益阳”的炼成起了多大的推助作用?这才是我们考証的重点和终结目标。因此,我们重点研考了”山陕会舘”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那里?
首先,我们可以从会舘的规模推断晋陕商人在益阳的经济势力有多么強大?会舘按现在的价格,包括购买黄金地段的土地,至少需要2000万人民币,才能把会舘建立起来。如果把这些建館费再摊派到每个商号,以一家出资六万元,也需要三百多家商号才能把这个会舘建好。如若只有几十家商号?是没有能力建起这样一个如此宏大会舘的。就今天来说,有多少商号有能力拿出六万元支助修会舘的?恐怕也是少之又少。因此没有众多的商号,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是絶对修建不起这个“山陕会舘”的。
其次,我们从会舘的规模还可以推断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大体人数有多少?如若一家商号有8一12个员工和学徒,那么,300家商号就有3000多人,如果包括家属就要上万人。可見,当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益阳的经济势力和作用不可小窺,是造就“银益阳”,促进益阳商贸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力量。
再次,我们也可以从会舘的规模进一步推断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时间有多久?应该是在清乾隆中期至清晚期,他们主要是在益阳經营茶叶,然后“走西口”,将茶叶转卖给蒙古和俄罗斯,此外还经营药材和土纸。时间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兴盛了一个多世纪。
“山陕会舘”的发現和证实,证明了山西陕西商人曾在益阳有強大的经济势力。魯新民提供
但无独有偶,“银益阳”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炼成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肯定是有的,有多大?虽不能断定晋商和陕商在此期间的主导作用,但至少可以肯定,起了一定的促进和催化作用。
后来,从会舘易主,用四万银元将其卖掉,既可以证实山陕会舘的规模,也可以看出晋商和陕西商人的遂步减少,时间也是在晚清开始,经过民园早中期,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步改变了山西、陕西商人在益阳的强势地位,并开始衰落下耒,其原因,一是,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兴建,物流条件的改变,茶叶的供应量增多了、茶叶市埸也多了,挤压了益阳这个茶叶市埸;二是,第二次烟片战争之后,由干商埠的开放,制茶技术的机械化,益阳制茶技朮的相对滞后,导致益阳茶叶销售量的萎缩。三是日本侵占了华北广大地区,交通阻塞,也影响茶叶交易量的大大减少。上述这些原因,导致晋商和陕西商人在益阳人数的锐减。
到后民国时期,即1946一1949年,在益阳经商的山西和陕西商人己经微乎其微了。这时我在钱莊当学徒,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但仅仅与一个山西商人打过两次交道,他住在魏公庙巷子里一家小旅社。如果有很多山陕商人?我不可能不知道。总之,一部“山陕会舘”的兴衰史,也反映了益阳经济的一部发展史,印证了益阳经济从高速发展期转变为一个平稳的发展期。`
“銀益阳”再考証
从前,益阳人一提起”金湘潭,銀益阳”这顶桂冠,总是颇为得意,深感自豪。这顶桂冠的确不可小窥,她标志着过去湘潭和益阳在湖南经济格局中的显赫地位,湘潭是湖南老大,益陽是老二,把益阳推到了湖南历史前所未有的顛峰。
但是,”银益阳”这顶桂冠,究竞是真还是假?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考証,也没有真凭实据,后经查阅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得到了完全的証实和确认,虽然放心了,但还是缺乏事实和理由作依托,因此,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理不直,气不壮似的。
为了进一步找到事实作为支撑,做到”理能直,气能壯”,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再考証,排除自我炫耀的一切可能性。经再考证,”銀益阳”的事实根据又表現在哪里呢?
要真正了解”银益阳”的由来,我认为,首先要了解”金湘潭”的由来,因为她们是连在一起岀生的”连体婴儿”,是一个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命运共同体”,否则这句话就不会连在一起了,而是各说各话,各自独立而存在了。
经查阅湘潭有关资料证实,在清朝中期,湘潭人口已达到三十多万人,其财富和经济总量已到三千多万两白银,超过了长沙的好几倍。但让人深感困惑的是,差别为何如此巨大?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湘潭交通运输条件比长沙好。那时候,交道运輸没有铁路和公路,主要是靠水运,是”得水运者得天下“。而长沙的湘江水流很急,风大浪大,又没有机动轮船,不便于停靠木船。而湘潭的湘江恰恰有一个大回水湾,便于停靠木船。湘潭有了这一交通条件的优势,因此,就造就了”金湘潭”,而不是”金长沙”。
但是,随着铁路、公路的兴建和发展,以及轮船的广泛使用,动摇了以水运为主的湘潭霸主地位。靠水运发展起来的湘潭,由优势变成了劣势,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繁华不再,且每况愈下,使得湘潭很快衰落下耒。而長沙由劣势变成优势,迅速发展起耒,很快取代了湘潭,超越了湘潭,”金湘潭”的芳华已经远去,不复存在。
再回过头来看,”銀益阳”的由来就很清楚了,她同”金湘潭”一样,同是靠水运这个优势发展起来的城市,并同在一个时间点上戴上“銀益阳“这顶美丽的桂冠,原因也都是得利于水运。而资江东西贯通,全长达710多公里,两岸物产富饶,盛产木材、煤炭、茶叶、药材、土纸和稻米及棉花等。资江在益阳境内也有一个大回水湾,有利于停靠船只和木排。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也同样有利于向北的转口贸易,即武汉、南京、上海的转口贸易。益阳正处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水运水系交通的关键点上。资江两岸的所有货物都是靠益阳转运,从而获得了大量转口贸易的红利,使得益阳得到了迅猛发展,商贸也迅速繁荣起来,最高时一年商贸交易总量达到了一千多万两白银,因此,在经济总量上成了湖南老二,”银益阳”就是这样炼成的。
“金湘潭,银益阳”并非一个美丽的传说,而被清同治年间《益阳县志”所证实。原乡山人提供
由于益阳独特的水运地位和优势,加上盛产木材、煤炭、茶叶和土纸、粮食,使得万商云集,外省外地的商人蜂涌而至,抓住商机,想在益阳获得”一桶金”,因此,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潮。在清中期益阳老城人口已达到了十多万人,比一九四九年,还多三四万人。
現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金湘谭,银益阳”都是靠水运这个优势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金湘潭”已日落西山,風光不在,商业中心地位转移到了长沙。湘潭则成了“成也水运,败也水远“。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亊物的两重性,成功与失败,优势与劣势,也是相互转化的。但”银益阳”的水运地位,并没有受到湘潭水运那样大的冲击,带来塌方式的改变,因而没有影响益阳商贸的繁荣,北向转口贸易还是照样很红火地在进行。直到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的实施,北向转口贸易才被戛然“停止“,但”银益阳”的历史传奇和荣耀,却揮之不去,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記忆之中!激励着益阳人永远向前走!
这是湘潭老街。彭海仁提供
“湘潭木屐,益阳伞”
“湘潭木屐,益阳伞”的盛名,在益阳历史上曾经广为流傳。湘潭木屐为何很出名?我无心去考证。木屐这在現代年轻人心中是一个根本没見过的”稀奇物″,不知道是个啥?它是在防水橡胶鞋未出現之前,是广大农村雨天广泛使用的生活必需用具。它高约五丶六公分,底板是硬木,上面是用牛皮制作而成。实用于农村泥腳很深的泥巴路,在城市只有少数地方使用。那时益阳老城从临兴于到贺家桥也有木屐店近二十家。
说起老益阳的油纸伞的盛名,很多老益阳人并不陌生,并为之而自傲。在益阳老城手工业中,与竹器业同属于两个最富有盛名的行业。鼎盛时期,油纸伞作坊和商铺达到三十多家,其中学门口河街有六、七家,西门口有四、五家、南门口有五、六家,三里桥有六、七家,散落在其它偏辟街区的有七、八家。其中最有名的伞店有夏鸿泰、周正泰、谢永顺、罗福兴、湯泰恒。尤其是夏鸿泰的伞有”不要拣,放得心”的美誉,且技术精堪,远近闻名。
伞的种类有油纸伞、花伞。颜色有大红、枣红、桃红、橘黄、墨绿和黑色。那时,益阳油纸伞以质量好,轻便、美观等优势行銷省内外,使伞的年产量达到一百二十多万把。制伞业基本上属于个体劳动者。作坊和店铺的规模较小,一般只雇請一至三个工人,少数雇請工人多的也只有四至五个工人。
彭海仁提供
益阳制伞业的发展与繁荣,也带动了伞柄业的的发展和繁荣,仅在学门口河街就有八、九家制作伞柄的作坊,每个作坊都雇佣了四、五个工人和学徒。原益阳市副市长周海涛就是学门口伞柄店的一个做伞柄的工人。解放后,益阳第一个被处决的恶霸蔡润卿,就是做伞柄开始发迹的。我还多次見到过他,个子很高,浓眉大眼,一副凶像,望而生畏。他戴着貂皮帽,酷似《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我们这些小人物見了他,除了小心翼翼的侍候之外,只能敬而远之,退避三分。
从油纸伞的兴衷史看,的确它为人们提供了优质生活用品,方便了人们的遮风挡雨,是益阳老城重要的优质手工业产品之一,尽管油纸伞的质量虽好,但同其它手工业产品一样,在益阳经济总量中并不占显著的地位,更没有什么重大的创新,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既无经济总量,又无科技含量的普通手工业产品而已。这怎么能说造就了”银益阳”这一顶桂冠的重要因素呢?这不大可能啊!
解放后,纸伞业已走上了合作化道潞,特别是改革开放头几年,油紙伞又火红了一把。尤其是在农村,如羊午岑、沧水舖的油纸花伞。为了推销产品之所需,于是就频繁地把益阳油纸”伞”与”银益阳”挂起钩来,实际上是作广告宣傅。但是最终还是逃不过优胜劣汰的規律,跟不上制伞技朮不断更新的步伐,竟争不过别人,最后还是败下陣来,被折叠伞取代了。这样才终结了油纸伞在益阳那段漫长的历史传奇。总之,益阳油纸伞很盛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悠久,据说益阳做油纸伞从唐朝开始了的,悠悠岁月,一千五百多年;二是技艺精堪,质量好;三是产量高,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万把,多时达到两百万把。
求学苦旅“话乡情″
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現在很多小孩都不爱读书,不想读书,甚至厌恶读书,但那时我”只想读书,只爱该书”,但命运又不准我读书”。心里老想,老天爺!你为何这样不公平呢?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父亲卒然长逝,丢下了孤儿寡母,把我们母子推到了苦难的万丈深淵,全家陷入生活绝境,哪有钱读书?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那时我只有十一岁多,还是一个孩子啊!但由于生活逼迫,只好缀学,进了乃昌钱莊当学徒,实际上就是叫你当”苦役”,当”童奴”。一天工作十七、八小时,人累得连走路时都打盹,疲劳已极,但还是念念不忘读书,每天早晨起来读书写字一小时才天亮。就这样雷打不动,三年如一日。
回想那时,当我每天早上和下午在商店站柜台时,看到在街头上学或散学的学生那样欢声笑语时,我总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为什么我自己想读书,没书读?为何如此”命运”?有时想着想着,眼泪夺眶而出,但又怕别人看見,只好躲到门后面偷偷地哭泣。
今天聁,明天聁!黑夜聁天明!终于盼到了天亮。一九四九年八月,益阳终于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积极地加了组建工会的活动,并成为组建工会的骨干。党组织动员我参加工作,我犹豫了,我说”我还想读书″。这时候,我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深信共产党总会给穷人孩子读书机会,机会还是真的等到了,于是一埸新的”求学苦旅”开始了。
煙雨濛濛,遥望青龙洲,感恩崔老板。
一九五O年五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因为读书不要钱,还提供伙食住宿,让我欣喜若狂。于是我通过益阳市总工会、湖南省总工会打了介绍信,一个年纪仅只有十五岁多的孩子,孤身一人跑到了汉口,走上了”求学”的艰难之旅。真是苦苦哀求,好话说尽。先到学校报名,遭到拒绝,说他们只招产业工人,不招店员工人。我又去找学校校长,他也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我。最后,我还不死心,又出找中南軍政委员会教育部的负责人,同样也婉言拒绝了我,但也劝慰了我。
看看今天,你曾看到哪一个孩子自已千方百计”求三拜四”的要求读书的吗?恐怕少之又少,甚至还会把不读书当成”幸事”、”喜事”、”乐事”。虽然,这次”求学苦旅”之路,没有感动上帝,遭到了失败,心情十分沮丧,但却遇到一个老乡对我表现出的”乡情、关爱、温暖”,让我永远难以忘记他,永远怀念他,永远感激他!
这次”求学苦旅”之行,我是住在汉口民权路笃信莊。这是一家由益阳青龙洲一个姓崔的人士开的一家小旅社,只能住十几个人。我就住在那里,吃喝在那里,一共住了八天。后来给他伙食费和住宿费时,他坚决不收,并深情地对我说:”你年纪小,没收入,你来求学,家乡人应该支持,钱我不能要”!并安慰我说“气什么?今后机会还是有的”!这几句话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这八天就算白吃白住了。其实,这个崔老板,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素不相识,仅仅只是一个”老乡”关系而已。这一”义举”,既是在今天也很难做到。他能如此”关愛“一个好学上进,千里迢迢,在求学上遭受挫折,心情沮丧的孩子,充分体了一个老乡可贵的”乡情丶关爱和温暖”。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作者简介
李国基,原市(地)人事局调研员。之前,曾长期在原市委宣傅、地委党委党校从事理论宣傅和理论教学,并在中央党校学报、中组部《党建研究》、二十二个省市委党校学报、五个大学学报(包括复旦大学》、三个省社科院理论学刊、湖南日报、山西日报、山东大众日扱、工人日报以及美国和台湾报刊发表论文、时评、散文、杂文四百多篇。專著三部。
作者与夫人参观马克思故乡德国古城特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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