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母亲的回忆

母亲的回忆青山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而我在母亲膝下的时间随岁月流转亦渐渐地减至年岁的不足三分之一,老屋父母亲卧室土墙上玻璃镜框里母亲留下来的仅有的两张相片,身着一生都穿的深蓝色…

母亲的回忆青山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而我在母亲膝下的时间随岁月流转亦渐渐地减至年岁的不足三分之一,老屋父母亲卧室土墙上玻璃镜框里母亲留下来的仅有的两张相片,身着一生都穿的深蓝色大襟衣裳,平时几乎都是齐耳短发的母亲为了照相而刻意作了打扮,一张相片上戴着在耳朵部位绣着一朵花的栽绒蓝帽,另一张相片上更是郑重地包着一头黑色的丝帕,国字型脸上因为照相的“郑重”都是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情,也许是心理的缘故吧,每次看相片我总是从相片中看得到些许落寞或怜悯的神色,与记忆中的母亲是那么地不真实。真的,母亲的影像早已有些模糊了,那些繞膝往事亦如轻烟般地只剩下了淡淡的影子。说有吧,远远望去真的是有形有影,说无么,往事还真只剩下了轮廓,越是想走近去看清它,那些影像就会轻烟般地飘逸的更远,背后似乎还影影绰绰地显现出别的事情的影子,一忽儿重叠、一忽儿变幻,是那么的不真切。有语云,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母亲的性格却一直是刚烈的,记得母亲亦以性格刚强自诩过。似乎是在她的闺女时期,外爷一家四个老弟兄加两个堂弟,下一辈我的姨舅们合起来上四十人的大家庭,“树”虽大却没有分“桠”,自洋县江坝上山里来后一直没有分家,虽然没有钱财置办田地,但上十间联排茅屋合着一群标枪汉子,虽然贫为佃户也是不容世人小觑的。这样的家庭内部自然分工清晰各有位置,严峻的家教下母亲还是少了那时女子应有的柔顺,其他的姨姨们大都是缠了又解放的能带来临风玉树般风韵的残脚,母亲却硬是抗拒着长着一双天足,独立的性格处处都显得有些特异。主管内务的大外婆训诫说,如此性格嫁人后婆家嫌贱别向娘家哭诉,母亲则顶嘴说婆家嫌贱死也不会向娘家人学说。福寿双全的大外爷身前育了五个舅舅,大舅更是生养了八个儿子,七十年代末,大外爷一门已繁衍成百人以上的大家族了,“三教殿李家”真说得上是为四乡八邻羡艳的人间少有的福气和旺象。待到大外爷大外婆以近百岁遐龄谢世,父母亲奔丧回来,在赞叹老人的福气时,母亲依然以守住了闺女时的誓言自豪。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在大集体年代和中国农村人家一样,都是大的带小的,而如此多的弟妹们在玩耍时打架那是少不了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记忆中却少了许多人回忆母亲时的那份柔情:询问缘由、判定对错、安慰弱者和说理教诲,我们妈妈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竹笋炒肉”,玩耍过火了邻居叔叔们也常戏谑地提醒说“小心铁匠”!我们姐弟们也习惯了,一家老小上十张嘴都等着父母亲来喂养,永远的忙碌之中是没有时间来听那些碎娃娃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母亲的刚强还体现在生产和集体劳动中。农村里因性别身体差异,更多的是观念上的男女不平等影响,男人女人在生产队的劳动是同工不同酬的,同样的农活,全劳力男人记10分工,女人最高只记8分。母亲却不认可,抗争多年后,大抵是六十年代中后期了,母亲邀约了我们称之为“高家婶婶”的刘大妈,公开地向男人们开展了劳动竞赛挑战,挖地薅草、犁田打耙、割麦打谷,场场比赛不输男儿,自此,母亲和刘大妈就成了全村首批男女同工同酬的先行者。只是后来生产队干部关照女性,犁田打耙动冷水的活不再派女性去做了,这也许就是村里人背地里戏称母亲“铁匠”的由来吧。母亲的刚强在子女关爱上体现的就有些另类了,只有当我们进入社会后才慢慢地体会的到。虽说大集体年代没有现今“吞金兽”这种对儿女的称呼,但在人类任何时段的历史上,养儿育女都不是一件轻松事儿,更别说要养活这一大群子女了。到现在我已记不清——实在说在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我也没弄清楚过大集体的分配制度,但分粮食还是体现着人的发展和按劳分配原则是无疑的。似乎是有按人口分配的“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的粮食两部分的结合,而这一切,都还要工分来计算经济价值的,也就是说要分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口粮”之外还必须有按工分分配那部分粮食,同时要有“余粮款”来保障这么多孩子除了“活着”以外的支出,又得有更多的“工分”。如此,在我的记忆中的方式就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瓜菜代”,也就是近一二十年才逐渐消失了的国人古语“主粮不足杂粮补,杂粮不足蔬菜补”了。而我们公社作为县上“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地“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试点区,自留地已收得只剩下人均一厘地,全家10口人不到70平米的自留地,只能种几颗白菜和几行葱蒜苗的情况下,在集体分配之外,那只有野菜和一切能吃的东西来弥补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无论干什么农活,比那些劳力多子女少的农民就多了一种农具:腰间挎有一个竹笆笼,收集那些劳作中翻腾出的隔生洋芋和我们称之为“油菜脑壳”的由家种变为野生的白菜的肉质根,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果和野草可食根茎,回来掺在粥里煮着,让一张张似乎永远也填不饱的小嘴能吃的稠一些。再一个办法便是比其他农民更勤劳一些,在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情况下,为大集体喂养了两头母猪,打猪草的活路自然是要我们这些上学的学生承担大部分的,剁猪草的任务是大点的姐姐和母亲来负责,所以我们上中学年代左手食指上的线型伤痕基本上就是农村女生的标志。隔三差五的还要背上背篓去房后的树林里“揽柞叶”刮肥土垫猪圈,这两头母猪和猪仔以及猪圈粪的工分,也抵得上一个人的劳动工分。就这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劳作,人口多劳力少的大家庭也成了生产队娃娃多的户中为数不多的“余粮户”,用母亲经常教训我们的话说“不吃生产队的‘枉得儿’!”这也就是十余年后夫人娶进门后惊奇我家的男人都会打猪草、做饭这些“女人活”的缘由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兄弟姐妹们成人后都能自立也可能就有年幼时的影响。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期,三间草屋中,堂屋靠南角打的是三口锅的土灶,屋中永远堆着将要剁碎的猪草,外加一张能围坐上十人吃饭的方桌,剩下的两间不大的房间都隔成了里外两个半间,靠南边的前半间房中是烤火的火塘,里边靠竹笆抹泥隔断墙边安着爷爷永远铺着竹席的架子床,床上长条状卷着母亲织的用草木灰染成灰中带点蓝色的粗布被子,记忆中一年中大多时候都铺着粗布床单。从火塘间直通里间就是丁字形安放的两张木床,分别住着三个姐姐和我和三弟,堂屋靠北的房间直接隔成了两个房间,里半间前是大哥大嫂的婚房,前半间是父母的寝室,几岁的小弟跟着父母睡。随着兄妹们一天天长大,这样住着也不单单是“扁仄”了,父亲带着青壮年民工在蒿坪参加全公社的修水库大会战,母亲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见缝插针地开始了修房的工程,拆草屋换瓦顶,升山墙,又在靠上河的山墙边续修两间房,为了弥补茅屋房间小的不足,从坟园砍来几颗大松树立明柱加长屋檐,“燕儿楼”上铺上木板晾晒未干透的粮食和杂七杂八可以代替粮食的干菜,剁猪草从此就移到檐坎上了,从此后也才有了专门的厨房和男女分开的卧室。虽然檩条、青瓦都是历年瞅空置备下的,但要动起工来堆砌成房,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工程,在我上十岁的记忆中,经常是大姨夫、三姨夫和上了年龄的亲戚放工后顶着月光帮着筑墙,大嫂和姐姐们、表姐、表嫂们帮着母亲挑土,队上有时也安排劳力帮上几天,这些都是母亲在家操持的,直到上梁盖瓦的当天父亲才回来算是参加了修房造屋工程。刚强是要付出代价的。母亲的爱有时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是没有“计划”来管控的,子女多的家庭多有送子女给别人家养的,在排行老五的我之前,母亲是没有送子女的选项的,在顽皮的三弟经常成为家里不安定的刺头时,外村缺子女的人家甚是羡艳三弟的聪慧,于是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就有人来领弟弟了。知道这一消息后,上学的小姐姐顶着父母竹棍的责打也不去学校读书,在大人们相了三弟后座谈的时候,几个姐姐和我抱着三弟躲到房后的山坡上,领养的人和父母亲遍寻不见时也就放弃了领养,晚上母亲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惩戒不听话的孩子,流着泪夸赞这姐弟的亲情,自此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动过送子女给人的念头。要养活这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子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大概在我的小姐姐出生后,到了上学年龄的大姐因为要照看两个妹妹、做饭、喂猪等家务活终于没能进的了学堂,到我们四弟能走路时,十五六岁的大姐才进了公社综合厂学缝纫挣工分,不会说话的二姐又接手照料弟妹做饭等家务活。虽然二姐是先天的聋哑人,但上天并没有剥夺她活泼的天性,在带着弟妹们玩耍、打猪草时对弟妹们甚是关爱,自然,上学的姐弟放学以后也在墙上用粉笔教二姐写字和算数,所以,到下午放学的时候二姐总是在门前的路上,热切地等着弟弟妹妹们回来教其写字,墙上也总是写满了歪歪斜斜的话语不通的短语、生字。大抵是七十年代初期,“兰空医疗队”支援西岔河地段医院,走访动员患病的群众去治疗,在我的记忆中有不生育的妇女生了小孩的,有农村人说“怀了石头胎”的老太太动手术取出十余斤的巨型瘤子的,二姐也就去地段医院接受针灸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听力有所恢复,听得见了就学习说话,记忆深刻的是隔着一户人家距离五六十米以外的高家姑姑叫女儿的声音被二姐在家门口听见了,丢下手头的事到院场上喊“萍娃,你妈在叫你!”正在生产队的大晒场上玩耍的我们都惊呆了,直到几十年后还成为谈到兰空医疗队时赞叹的事例。那时的二姐当是她今生最幸福的时光,此后,其由哑而半哑,话语越来越多,但可惜的是兰空医疗队却要走了,走前治疗的大夫还几次到我家做父母的工作,让送二姐到他们的医院去继续治疗,或送到聋哑学校去学习,说经过几年的治疗是有望达到正常语音交流的,但父母权衡再三,想着为了带弟妹,大姐已经弃学了,二姐再走,就得再有人放弃上学来做家务照看弟妹了。当然还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已经恢复的听力、说话的功能或许慢慢地也能自然地发展到正常,最不济稳定到能听能说大半的话也能生活了,所以残忍地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后来随着时间的延伸,听力很快地减退再到完全丧失,缺少声音的刺激,神情也日渐木讷,自言自语的说话也渐渐地不清楚,最终归于呀呀而不知所云。母亲去世早不知其如何想,但在二十年前我患病住院父亲陪我时谈及此事,于淡然中仍能听出深埋在心底的悔意。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记忆中母亲也在农闲时节帮人做些说媒娶亲和说合婆媳纠纷的事儿,但主要还是在挣工分操持一大家子人吃饭生计的事。直接与我有关的往事真真切切地记得的只剩下两件了。一件是上初中时,头发长了,母亲强按着用剃头刀刮光了两鬓到脑后的一圈头发,只剩下头顶草墩般厚实的一块圆圆的乱发,在同学们“夜壶盖”的嘲笑后,回去向母亲发了几次脾气。自此以后,母亲便再也没有给我们兄弟们剃过头,而是请会用推头剪子的人给理发。还有一次是在高中毕业前的一个周末,回家取米菜。那时佛坪中学的住校生依然还是自己淘净米用搪瓷碗盛上掺水放到食堂专门放学生蒸饭碗的大案板上,食堂师傅蒸熟后开饭了交两分钱一张的柴火票自己找各人的碗取饭,所以经常有同学把握不住水米比例,时有米放多了蒸成夹生饭的,也有周初海吃到后半段米少了天天蒸稀饭度时光的。食堂也有卖饭的,基本就是面对老师和个别住校的“商品粮”子弟。菜有,但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买得起的,住校学生都吃从家里带来的冷菜,只有在夏秋气温高的季节,周内前半段吃从家里带来的菜,周四五才花几分钱买点菜吃,就这也还算是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才有的福利,大多数同学后半段就只能吃“水辣子”、红豆腐了。这时已经是八零年的春季,有些地方的生产队已经开始分“作业组”了,我们村还在集体劳动记工分,但也恢复了自留地,还给家家户户分了些“蔬菜地”。星期日下午了,父母亲还在房后坡上蔬菜地挖地备耕,让我自己炒芝麻捣成芝麻面儿带到学校拌饭当菜吃。当把芝麻炒香了铲出来捣碎后却是一大股焦糊味,我又发了脾气,那天母亲也是少有地流露出歉疚的神情,但依然没有回来为我们炒菜,我和三弟就只得带上米粮和一罐炒糊的芝麻面郁郁不乐地踏上上学的路途。几天后,春雨过后的一场突然变故,母亲即溘然长逝。之后多年来,不知多少遍地后悔过这两次的顶嘴,到如今,自己也年近花甲了,于后悔中又多了份庆幸,如果没有这两件刻骨铭心的忤逆母亲的悔恨事,四十年时光的覆盖和岁月的淘洗,我还真是记不起多少母亲对我的那些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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