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苍黄不易圣贤心——再读鲁迅札记

苍黄不易圣贤心——再读鲁迅札记文|李彬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其…

苍黄不易圣贤心——再读鲁迅札记
文|李彬
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其中有周谷城、罗稷南、黄宗英等人。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对文化人士的担忧。罗稷南瞅了个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大胆的设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段话流传很广,众说纷纭,意象很多。前几年,黄宗英还同罗稷南一起回忆、核实了此事,在杂志上撰文写得清清楚楚。见仁见智,不同的人解释方法不同,但取向和假设都聚焦在鲁迅先生的精神指向上。其实,对于别人如何看他,尤其是文坛中人,鲁迅一直很清醒:“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麒麟楦”是“初唐四杰”杨炯所说的一个典故,是指把一张麒麟皮覆在驴身上,乍一看宛然异物,光彩夺目,等到揭去这副皮囊,内里还是一头驴。鲁迅特别讨厌“麒麟楦”的假象与虚伪,因而,他对批评家的态度和期望极为诚恳:“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鲁迅先生将《红楼梦》定义为“清之人情小说”,并且论述小说的主题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也就是说,《红楼梦》如同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观照出不同的世界,折射出不同的思考。他最不满的是批评界的无原则的“捧杀”和“棒杀”,他殷切期望那种判断准确、是非分明的批评家出现。他认为,批评家首先一定要懂批评,要有批评性的东西,要能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掷地有声的批评性的观点和论断,而不是一团和气、一副和事佬“李中客”的姿态,尤其在面对不良现象、错误问题和低级趣味时不敢发声,或是唯唯诺诺、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或是只一味地表扬、吹捧、奉承,有意错乱标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至于彻底沦为艺术家的吹鼓手、金钱的奴隶、虚假市场的帮凶。不幸而言中。今天似乎又回到了鲁迅的时代,但我们却丢失了鲁迅先生那样的胸怀、雅量,境界。
文章合为时而作。作家是时代的良心。当时具有这种战斗精神的作家是一代人、一批人,鲁迅并不孤立。走在鲁迅前面的是“新青年”的领袖陈独秀先生。1915年,陈独秀在北大创办《青年杂志》(后因为和上海的《青年杂志》同名,改为《新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警告青年》作为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抱着开启民智的理想,对青年人提出六方面的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的激扬文字,将中国青年之于中国社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说得至情至理、淋漓尽致。伴随鲁迅左右的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他看似文质彬彬,态度温和,没有锐利之锋芒,步履却从容坚定,执著向前。跟在他们身后的“左联”作家柔石、萧军等就不计其数,如一道河汹涌着时代的潮流。但一直冲在最前面的是鲁迅,他以《南腔北调集》的调门,既向《古小说钩沉》,又向《地底旅行》。他以《一个青年人的梦》四处《呐喊》,愤慨,甚至骂人。作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的作家,鲁迅知道自己的性格缺陷:“现在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鲁迅《一九三六年致曹聚仁》)
马丁·路德金说:“最终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在舒适和顺利的时候站在哪儿,而是看他在受到困难和有争议的时刻在哪儿。”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学养,最好看他遇事时的反应,包括失意时的行为、得意时的样子。鲁迅自己生活得很好,有书读,有饭吃,有房住,有俸禄,有地位,还有话语权,是典型的上层建筑,用世俗的名利双收观点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他的侠骨柔肠悲悯情怀却看不得大多数人在受苦,包括是那些社会底层的“看客”。《阿Q正传》对此有着淋漓尽致的叙说;“精神胜利法”只是它的表面,在它深层,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人性格的辛辣呈现,一针见血,字字带泪。正是因为“阿Q”之流的“看客”太多,鲁迅感慨地说:“学医,救不了中国……”从此,他致力于改造和拯救人性。人性是什么呢?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产物,而是社会化的精神产物。未经教化或教化失败者,是不具备人性的。当然了,也不会有人格。出身于没落家庭的鲁迅,对于人性的复杂并不盲目:“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论‘;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的很。”(《1935年致萧军萧红的信》)。比语言更坏的是行为的冷漠:“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人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他愤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魯迅早在数十年前就把我们国人,面对不是自己的事,事不关紧的冷漠态度给一针见血的点了出来,从心灵为切入点,深入灵魂的批判着国民性,呼吁着我们要消除那颗冷漠的病态灵魂!但是时过境迁一百多年了,我们的社会真的为之反省了吗?显然不是。面对人性的痼疾,他说过一句很刺痛的话:“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极力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撺掇说:此物不好!”乃至“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记谈话》)异曲同工,德国诗人歌德也说:“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唯一让他高兴的事,就是别人倒霉了”。幸灾乐祸,自私自利,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也许,就是从今年的疫情中,我突然读明白了鲁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可我看到什么了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一切都如同从未发生过一样,全都空了,连悲剧都空了,悲剧何在先生一辈子就处在这种无物之阵中,深感愚眜的民众无论体格如何健壮都没有用。你为他们奔走呼号,流血牺牲,他们反而认为你的牺牲可以享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茫茫人海里,滚滚红尘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哀痛者和沉默者呀?
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作家的痛苦往往来自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包括思考后的无奈。就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序言说得那样:“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索尔仁尼琴真实记录了苏联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句感言:“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都重”也成为人性天空熠熠生辉的星辰。遗憾的是,139年后的今天,曾被誉作“民族魂”的鲁迅依然是哀痛的,孤独的。教材里去掉鲁迅文章的言行不绝如缕,泼污水丑化异化鲁迅的人和文仍层出不穷、不计其数。其实,可以理解,一个“躲避崇高”、“融入世俗”、“活着就好”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努力遗忘和及时行乐的时代。今天的媒体上,知识分子们谁越不要脸,谁越标新立异胡说八道,谁就越能俘获大众的注意力,谁的流量影响就越大,谁就越能成为名利圈里闪闪发光财源滚滚的“网红”。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怪异的人文空间,正襟危坐的鲁迅的确有点讨人嫌。人们活得太累,想轻松一下,鲁迅却不叫人轻松;人们需要戏说,需要安慰,需要麻醉,鲁迅却总是撕破幻相一针见血大煞风景:“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拒绝改变现状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无声的中国》而这种迂腐折衷的性情则来自于漠然:“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麻木不仁者得到了好处:“中国各处是壁,像‘鬼打墙’一样,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
在乌鸦的世界里,洁白便是一种原罪。其实,这怪不得鲁迅的清醒,他遵循的只是一种常识。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三大来源是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理论上他们都应该是所处时代的良心。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这样写到:“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学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此,在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忧患的,悲悯的。上世纪40年代,著名评论家胡风先生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对国民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指出“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精神奴役的创伤”对于理解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很有帮助,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也延伸着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与思考。他在《一个人的爱与死》中坦言;“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对权势者的态度是一个基本标准。”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想到种种利害,天天变换主张以显示不断的进步者,是假知识分子;如果不顾利害,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是真知识分子。当然了,结论是悲观的:论生命力,真知识分子之固守永远不如假知识分子的世故。
“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精义中的精义。“(《世故三昧》)为什么圆滑世故的人会越来越多呢?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又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弘道以文,鞭辟入里,一个多世纪了如道眼前;这是一个理想没落的时代,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理想。我们很不幸,生活在一个没有理想的现实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幸运,因为一个没有理想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不是自由而是圈养。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略论中国人的脸》)因而,在这样一种“骨头”遇见“滑头”的功利文化氛围中,鲁迅自然不招人喜欢,尤其是那些脸上有灰、心里有鬼,脑中有水的人。新的目光下,新的格局中,从语言到文风,从思想到人格,鲁迅都有许多缺陷。比如,鸡汤味的理解宽容,懦夫式的息事宁人,乡愿般的饶恕罪恶,乃至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类的瞒哄骗,是新的时尚。这时尚的成因既有对斗争哲学的厌倦,有懦弱怕死的胆怯,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也有淡化消解现实矛盾的愿望——要建设和谐社会,稳定高于一切;要活得如鱼得水,利益高于一切。鲁迅却不合时宜,眼睛里不揉沙子,“愤青”一般依然那样敏感、好斗、不妥协、不宽容,不仅“横眉冷对千夫指”,乃至“一个都不宽恕”,还要“痛打落水狗”,这让那些把虚伪,圆滑,世故,没有原则叫做情商高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情何以堪?于是,研究庄子、一身智慧的作家王某蒙站出来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说鲁迅是不稳定因素,也许并非全无道理。这位老当益壮、红得发紫的作家还煽情地说:“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50个鲁迅呢?我的天!”他还演员般地摊摊手,认为自己不敢想象!
一个人的品格往往就是他的守护神。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人群的典范,他们人格的高下决定社会素质的高下,文明程度的高下。所以,鲁迅怀着赤子之心殷切希望不要培养人格低下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要培养他们高尚的人品和人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事实证明,无耻总是与不要脸深深绑在一起的。鲁迅先生说过:“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而那些泯灭良知吹捧“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混淆是非“舞低杨柳楼心月”乃至粉饰罪恶“歌尽桃花扇底风”,然后,奴颜婢膝捧着自己的作品低三下四求人为之评一个奖的作家,这道德还不低下吗?这思想还能深邃吗?这作品还能启蒙民智吗?鲁迅是从中国传统知识中走过来的作家,他对弱者的关注使他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所以他批判,他讽刺,他揭露;这世界,总得有人点燃头颅,化身为剑,以笔为旗。他毕其一生最重要的财富就是独立思想,斗争精神。他对弱者的关注不同于传统的文人,他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弱者本身,他希望改变弱者的精神世界使其渐变为强者。因此,他经常“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笔下是晦暗的,心灵却是明亮的:“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意犹未尽,他还请人为他篆刻了“只有梅花是知己”的石印,抒发自己的高洁情操和美好愿望。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两地书》)鲁迅未来对青年充满着希望:“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他特别爱护年轻人,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先生含悲带愤,以笔为戈,让人感受到内心的烈焰化作精神的投枪,仿佛能将黑漆漆的暗夜刺穿照亮。在鲁迅的情怀温度中,今天的我们越来越感到,都市里遍地是热闹而孤寂的灵魂,来来往往的行人不过是命中的游客,越热闹越冷清,越拥有越贫瘠,越自矜越迷茫。因此,我们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不要听信随波逐流的病叶对一江春水的诟病;几朵花的凋谢,荒芜不了整个春天。尽管在读者眼里,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会有一千个鲁迅。但鲁迅先生代表的肯定是大多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圣杜甫曾经的感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值得每一个热爱文化、热爱人性,热爱鲁迅的人思考。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省的国人会对其人品与作品有更多层面和更为深刻的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需要他,崇敬他。任何一个健全的人,物质富裕之后,必然会寻求精神的丰盈;没有人愿意浑浑噩噩,庸庸碌碌,昏昏沉沉,匆匆忙忙,兢兢业业,一心一意地匍匐着生活,像狗一样。
逝者如斯夫。时间是最有耐心的苍天。苍天在上,洞穿人类所有的狂妄、狡黠与伎俩。苍天俯视苍生,悲悯人性。人类只不过把答案过渡给了时间。一切把戏,一切谎言,一切罪恶,总要在时间面前抖露马脚,昭然若揭,成为一种自然存在。在时间面前,鲁迅先生是智慧的,也是警醒的,他有着一句名诗:“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于无声处之际,心事浩茫之时,他从没有想到伟大和永恒,包括不朽。正是在这种深沉、儒雅、高贵的气质与风格之中,我们看见了一代文豪在经历生命荣辱后,依旧怀揣着、支撑着,一个完整的坚韧顽强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越是胸次高迈,智慧卓越的人,越需要一种脱离实用价值的生活,因为对他来说,这样做是对的,是有益于人类的,这就够了,其“意义”远远越过了“价值”。譬如一心向佛的宗教徒,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许多常人须臾不可离的东西,所作所为就是想净化与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想无拘无束活出灵魂的自由!自由就是孤独的站立,不惧怕,不依恋,有尊严的活着。舍此之外,匡复何求?梭罗说:“执着追求并从中得到最大快乐的人,才是成功者。”我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追随鲁迅、敬爱先生,没有想到过成功,这般不合时宜的人也不会成功;仅仅是觉得苍黄不易圣贤心,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说:“鲁迅没有使我的命运好起来,但我不后悔。因为他也给了我做人的勇气和做人的骄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及其作品给了我生命的力量。我经历过困难,但困难没有压倒我。我是站着走过来的,不是跪着、爬着走过来的。”如果不算拾人牙慧,我也是这般想法——得与君游,从吾所愿;穷达命也,欺心可乎!
2020/12/6日改就

经典回顾:
李彬/教在养的前面
李彬/仰望君子
李彬/今天的我们善良吗?
李彬/收礼不待客
李彬/金顶那一束光芒!(朗诵)
李彬|雨夜泪读《慈母吟》
李彬|清官喝酒庸官看
李彬|文章从此哭春风
作者简介:
李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为多个人文类社科选题学术带头人。现为西安国学院院长、《国学》文化期刊主编。著有《听那立体的乡愁》《风中的灯有多美》《为花堪惜风雨》《大爱无疆》《春秋繁露》《一钩新月天如水》《最后那片竹林——吴三大评传》《美乡醉梦人——茹桂评传》《天容海色——雷珍民评传》《人民艺术家——石宪章评传》《阆风游云——草圣张旭评传》《花盛自心——乔玉川画传》《本色红亮》等散文评论集多部。
文图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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